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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民盟百名著名人物之十五

发布时间:2013-08-20 信息来源:湖南岳阳民盟网 【字体:

  

 

   【人物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中国民主同盟缔造者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委员、秘书长。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人物评价】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林毓生
  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时评
  【人物故事】

  “民盟”缔造者之一梁漱溟先生
  民盟阜阳市一中支部 史为民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早在70年前的今天,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抗战,为了和平,为了民主,即与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先后担任常委和秘书长。故而,梁漱溟先生不仅是民盟的早期参与者,而且是民盟组织的发起者、缔造者与领导者之一。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清光绪19年)10月18日,卒于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梁漱溟先生95载的漫漫人生历程,几乎见证了百年沧桑。
  梁先生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6岁启蒙读书,上了四所小学,学的竟是ABCD;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延请至北大任教;“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全国掀起反孔热潮,可他第一天进北大,便对蔡校长直言“我此来除了替释迦和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一直心系农民,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毕生致力于儒学,可又念念不忘佛家生活;抗战时期,在南京,为国共合作事气哭了周恩来;建国后,在北京,又为农民事触怒了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惨遭批斗,却坚称自己“只批林而不批孔”,其铿锵之声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下面,笔者仅从梁漱溟先生风雨人生的坎坷阅历中,截取几个颇具代表性的片断,真实而又历史地再现于读者面前,以期站在今日之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和认识一下公众眼中那个特立独行、极富传奇色彩的民盟元老梁漱溟先生,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曾经有过怎样的睿智、怎样的渊博、怎样的苦闷和怎样的挣扎,或是有过怎样的刚正、怎样的桀骜、怎样的率性和怎样的从容吧!
  蒙古后裔热爱中华
  梁先生系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之后裔。其祖上也先帖木尔袭封为云南王,后又改封营王,故世居汝阳(今河南汝南)。又因汝阳古为梁地,乃以梁为姓。至曾祖时,始迁居广西桂林。
  梁先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之家,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思想之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此后,他又热衷于社会主义,著有《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极力宣传废除私有制。20岁起,他曾潜心于佛学研究,后又转向儒学研究,并开拓、成就了新儒学。其间,梁先生曾宣称:“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由此,我们已不难窥见梁先生虽身为蒙古后裔,却一贯地、全身心地热爱着我中华社会与民众。
  中学毕业任教北大
  梁先生于1911年(宣统3年)毕业于北京顺天中学。翌年,中华民国成立,梁先生即闭门读书自学,尤深研佛典。1917年(民国6年),梁先生受蔡元培校长之聘,赴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初为讲师,后晋升为教授,先后执教7年之久。
  1921年(民国10年),梁先生著述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国人正处于对东西文化争论纷纭、迎拒剧烈,或处于犹豫狐疑之间,故该书问世后曾风行一时,几乎可与胡适之先生的改革白话运动并驾齐趋。因之,此时梁先生声名大震,有称之为国学家、佛学家或哲学家的。

 


  梁先生青少年时代并未留学于东洋或西洋,亦非博士或硕士,仅为旧制中学毕业,但少年时代即困心衡虑,关切国事,颇有儒家的“以天下为已任”的气概。稍长,除博览儒家经籍与佛家经典外,又勤习英语,颇能阅读西方典籍与文献资料。
  由于梁先生认为印度文化创建于释迦牟尼、中国文化则集成于孔子,故对释、孔二位的学说研读颇深,且对释、孔崇敬备至。当他第一天到达北大校园时,便向蔡校长发问:“对于孔子,你持什么态度?”蔡沉思了一下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先生接着说:“我不仅不反对,我此来除了替释迦和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先生到北大后不久,即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一则广告,征求研究东方学的人才。广告上说:“据我的看法,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国为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为中国最高学府,对于东方文化,不能不有点贡献。”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曾创造性地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姻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抗战初期任国民参政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之抗日军兴。当时的国民政府业已看出,不团结全国即无法撑持。于是,政府当局创设了“国民参政会”,以网罗社会各方面领导人物及社会贤达共聚一堂。自第一届起,梁先生就被遴选在内。此后,他除奔走抗战外,又在重庆郊区创办了一所“勉仁书院”。顾名思义,即对孔子之仁,欲勉力行之。然而,到了1941年(民国30年),参政会第二届业已期满、行将召开第三届之时,国民政府当局认为抗战已达四年之久,形势已变,若干参议员亦不再有利用价值,遂多被除名,如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张东荪等,连同梁先生在内。对此,党外人士大为不平,认为这与当前团结抗日的宗旨不符,与推进民主政治更不相符。鉴于此情,梁先生与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团体,初名为“民主政团同盟”,以表示抗议,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与磨擦,避免内战。在这六人中,以黄炎培最为热心,首先自捐千元以助会务与发展,并邀冷御秋、江向渔、杨卫玉等加入。随即大家公推黄炎培为第一届主席。此后不久,又复推张澜任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当时,“民主政团同盟”颇受政界重视。
  “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由“民社党”和“青年党”领导人及社会贤达主持,创办刊物,鼓吹民主,保持中立,旨在形成介于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第三势力。其后,盟员逐渐增多,“救国会”成员如沈钧儒、史良等亦纷纷加盟。随之,成都与昆明的支部也相继成立。昆明支部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等人认为“政团”二字,对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多不便,遂提议将“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并逐渐左倾与中共接近。而此时,“民社”与“青年”两党先后退出。其时,左舜生不再担任秘书长,而由梁先生接任。这当儿,政治协商会议虽开,但内战即起,且打打停停、谈谈打打,一直到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并从中调停,依然以失败告终。1946年10月底,作为第三方面的“民盟”调解人仍然想作最后努力,故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为之热心奔走,连日洽商,并决定了三条解决办法。其大致内容如下:1、双方各就现地即日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照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其军队整编,与驻地分配,均由三人小组协议决定之。2、全国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3、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在南京气哭了周恩来
  梁先生认为上述三条固已妥善,但东北军队驻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权的解决这种容易引起争执的事,与其将责任交给“三人小组”和国府委员去担负,反倒不如将前面办法改得更具体一点的好。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又推梁先生及黄炎培、莫德惠三人去研究拟定具体条文,再提交大家决定。结果,又得了两条具体意见:1、指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处为中共驻军地点;2、沿东北铁路41县,当时有20县由中共控制,请他们和平交出,由国民政府当局派县长带警察前往接收。
  大家一致同意将其加入前三条之内,由大家共同签名,然后缮写三份,一份交国府当局,一份交中共,一份交美国特使马歇尔。中共这一份由梁先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至梅园新村周恩来住处。三人见了周恩来,略事寒暄后,便由梁先生简洁地说明经过,随后取出这份文件,准备逐条加以解释。但周恩来即刻脸色大变,听到第二条时,立即哭道:“不用往下再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样要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完了!今天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 (可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录》)。当时,弄得三位手足无措,遂打电话请黄炎培、罗隆基二位前来,希望打个圆场。同时由梁、李二位提议,分别收回这三份文件,交周过目,声明作废,事情方告一段落。众人告辞,离开梅园新村时,各人默默无言,唯内心都有一想法,就是从此不再过问国共和谈之事了。这也是梁先生从事政治活动以来最尴尬之一幕。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自1946年6月起,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全面内战。此时,政协与和谈活动均已搁浅。周恩来为示抗议,由南京移至上海居住。9月30日,周公分别致函美国特使马歇尔及蒋介石,说明倘不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那就是和平的全面破裂。10月10日,梁先生由南京前往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先生又乘火车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达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蒋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是当时南京报端遍传的趣话。
  10月15日,先是雷震,以后是吴铁城、邵力子抵达上海,敦促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出面劝周恩来到南京继续和谈。当诸位提到梁先生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趣语时,“青年党”的李璜,这才大发“死马当活马医”的议论。
  10月21日,周恩来终于在第三方面的敦请下,乘飞机由上海抵达南京。陈家康(当时的中共上海发言人)在20日发表的继续和谈的声明中说:“国共之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悲天悯人,可感可泣……”当时中共声明中的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提法,就是针对梁先生及李璜而言的。

 


  在北京触怒了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梁先生仍留在重庆。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方才来到北京。当毛泽东问先生:“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时,先生稍迟疑后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而之前先生给毛、周两位中共领导的信中,则已衷言相告:“明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则所叩祷。”并表明今后数年内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然而,此后不久,先生还是执拗不过,终被吸收参加了全国政协。1953年,他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公开批评了党的农民政策,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泽东当面争吵辩论。于是,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梁漱溟先生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对梁先生的发言,毛不仅不以为然,而且勃然大怒。此后几天,毛亲自出马,即兴发言,展开了对梁本人及其言论的严厉批评与批判。
  为让读者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一个真实的梁漱溟,特将当年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9月16至1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部分讲话内容,摘引并转述如下(“讲话”原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 ……你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嘛!……他们都是你亲密的朋友……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的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一丝功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
  2、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这是反动的建议,人民政府能采纳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3、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4、梁先生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的一类的人,我以为不可轻意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5、梁漱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这回又听见“九天九地”的高论。……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他好像也不反蒋。
  6、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的一派,这是一个“划成分”的问题。……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7、……有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所以台湾广播和香港报纸对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其中就有梁漱溟。……
  8、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来了。……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该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9、“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梁先生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10、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有解决问题的希望。……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的好。
  11、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当选为委员的资格。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去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在梁先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12、关于孔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子这一套,则幸甚。(毛泽东还承认梁先生在朋友之列)

 


  13、照梁先生所提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梁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多得多嘛!……梁漱溟所说的“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实行你的资产阶级路线,结果就要亡国。……
  14、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
  15、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梁漱溟不是自我批评,而是批评。……
  毛泽东批评与批判梁先生的话,长约六千言,可谓长篇大论。这里所节录的约三分之一,亦可见建国后梁先生处境之艰危。然而,毛泽东始终对梁是“动口不动手”,并且给梁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是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这较之对其党内若干老干部优待多矣,实属不幸中之大幸!故而,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先生谈及此事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先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中唯一敢于同毛泽东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吵辩论的人。这一点恰恰是由于他的民主思想与倔强的性格所决定。因为梁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与爱好莫过于独立思考。他曾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并且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性格倔直,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智者,且一辈子特立独行求刚正。他不仅是一位毕生治学、性悟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是一座文化的高峰,一个倔强的坐标,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创造的思想家”、“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现代的孔子”、“今日的圣人”。梁先生在建国之初的建议和预测,都在之后的现实政治活动中有所验证。就是对中共领导创建新中国的施政方针的劝诫,虽不为考虑,但其衷恳态度与预见,今日看来亦堪称高超智慧。毛泽东解放后的错误,正错在先生所指。
  直言“文革”搞糟了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一天,一群红卫兵蜂拥地冲入梁先生居住的北京小铜井1号家门,不容分说,便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焚烧图书……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字画和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等文物古籍,在院子里烧了几天。所有手稿、衣物均被抄去。先生居住的正屋,也被红卫兵占据作为司令部,并“勒令”先生与陈夫人移住在靠近大门的一间小南屋——原是堆放扫帚、水桶等杂物的小屋。先生与夫人最初几天是席地而卧,无被褥,只穿随身单衣。时已入秋,天气寒冷,先生只好将毛巾缝接短裤,穿在里边以御寒。他们住在这里,只能栖身、避风雨而已。其间,红卫兵还“勒令”先生与夫人每天早上打扫街道、厕所,限制行动自由。在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梁被通知参加由政协组织的学习近一个月,他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他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这时,梁先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而不批孔”,又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先生最后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
  梁先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展开大批判。从1974年2月至9月,先后6个月的分小组批判,然后是2个月的大会批判。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先生有何感想时,他却铿锵有力、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先生在政协大会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尚未开始,梁先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故而,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文革”以来,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我记得梁先生在“文革”后期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我还记得梁先生在他的《人生艺术》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或许正是他今生今世自我心迹的真实写照吧!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坦然告别了人世,结束了他既灿烂又黯淡的一生。他的去世,将成为充满“忧患意识”这一类儒者在历史上的休止符;像他那样能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做见证的人物,今后可能很难再见。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而像梁漱溟先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饱经磨难,却又能活到95岁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可谓高风亮节、光明磊落。从治学之历程到乡村之实践,从情感之所依到思想之嬗变,从怀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为抗日斗争、民主和平积极奔走于重庆、延安,到为新中国建设直言不讳、殚精竭虑,又可谓数度沉浮、浓墨色彩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白吉庵 李仲明著《梁漱溟口述实录》,团结出版社
  (3)宛小平选编《印象梁漱溟》,安徽文艺出版社
  (4)李渊庭 阎秉华著 梁漱溟亲修《梁漱溟》,群言出版社
  (5)梁漱溟著《人生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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